教育决策民主化的困境

为了商讨抗战胜利后教育发展规划,国民政府于1945年9月在重庆举办由官方与民间代表共同参加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就一定意义而言,这是教育决策民主化的一次尝试。由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会议全程在政府操控下完成。民间代表的议决权很小,致使这次教育决策民主化的尝试陷入了困境。事实上,教育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必然受到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制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政治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教育决策的民主化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

教育决策民主化;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议员;提案

内容提要:为了商讨抗战胜利后教育发展规划,国民政府于1945年9月在重庆举办由官方与民间代表共同参加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就一定意义而言,这是教育决策民主化的一次尝试。由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会议全程在政府操控下完成。民间代表的议决权很小,致使这次教育决策民主化的尝试陷入了困境。事实上,教育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必然受到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制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政治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教育决策的民主化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

关 键 词:教育决策民主化 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 议员 提案

作者简介:于潇,男,辽宁锦州人,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教育史(浙江
宁波 31521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八年的全面抗战以中华民族的胜利而告终。在抗战中作出重要贡献、历经多次调整的各级各类教育,此时面临着重大转折。例如,抗战给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据战后初期一份统计显示,全国文化机关战时财产损失共计1,959,619,743,506元;[1]401战争结束后,文教事业亟待恢复振兴;由于战时所采取的一系列特殊的应对措施,使得抗战胜利后的教育界留下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抗战期间迁移高校约有83所[2]3-9,战后这些高校的去留问题急需重新考虑;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施文化奴役,沦陷区民众的教育问题同样堪忧;战时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还表现在诸多方面,如对学校师生的严格监控、学校军训带来的问题等。

在此形势下,教育工作的重心也随之转变,急需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教育会议,商讨战后教育的复员与发展。于是,国民政府决定于1945年9月20日至26日在重庆举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为了集思广益,政府邀请官方与民间代表共同参会,为制定战后教育发展大计贡献智慧。不过,事与愿违,会议的各个环节是在政府严格操控下完成的,这次教育决策民主化的尝试流于形式。

一、筹备工作与会员队伍

会前准备仓促,社会反应冷淡

教育部做出召开全国教育会议的决定比较迅速。日本投降后的第12天,1945年8月27日,教育部教育复员计划委员会决定于9月20日在重庆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同时,推定23名筹备委员会委员。①[3]1此后,教育部专门发函告知各省市、相关部门及受邀专家等届时赴会,一些报刊也发布了即将召开会议的消息。《大公报》较为及时,于教育部确定开会两天后便刊载了即将举行会议的通知,并对会议目的及会员资格等问题给予了报道。会议筹备委员会于9月1日、11日和17日分别开会议决了会议组织规程、审查规则及议事规则等[3]2-12,对教育部提案进行了研究。9月6日,大会秘书处正式办公,派定黄如今司长为秘书长,各组负责人一并被指定。[3-6]总之,这次会议筹备时间不足一个月,显得十分短促,故而各项工作较为匆忙。

社会各界对此次会议的关注度不高,发布即将开会消息的报刊很少。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受共产党领导的一些报刊对会议发表了看法。如《新华日报》指出,战后教育发展“并不简单是复员”,更在于“革新”,教育民主化应是会议关注的重点。[7]

会员队伍:政府势力强大

会议规程对会员的要求十分详细,共分为十六类,并分类对会员人数给予了规定:

“教育部部长、次长、参事、司长、简任秘书、简任督学及由教育部部长就所属各委员会委员中指派四人;

中央党部各部会代表五人;

中央团部代表三人;

行政院各部会署代表各一人;

军训部代表一人;

参政会代表五人;

国立中央研究院代表三人;

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编译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筹备处代表各一人;

公立大学校长;

独立学院院长五人;

专科学校校长五人;

各省教育厅厅长;

行政院直辖市教育局局长;

各省市临时参议会各一人;

教育部遴选之专家四十人;

国立中等学校校长三人。

以上各校校长、院长、厅长、局长,如因公不能亲自出席时,得派代表一人出席。”[8]52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会员都是被指派的。当然,也有少量会员由于无法赴会,由他指定的代理人代为参会,各类会员共215名,[3]13-19会员队伍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绝大部分会员曾留学国外或赴外考察,赴美者最多。

如表1所示,在总计215名会员中,约有188人的赴外经历可查,其中约有159人具有留学或赴外考察经历,约占会员总数的74%。其中,赴美者最多,约占总人数的41%,赴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会员比例也不小。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20世纪40年代前后的中国教育界受到欧美国家影响的程度加深。

图片 1

第二,会员多数为中年人。

如表2
所示,在总计215名会员中,约有174人的年龄可查,其平均年龄约为48.44岁,其中,41岁-55岁的会员最多,为114人,占可查会员总数的66%。会员年龄最小者为私立辅仁大学教授,时年30岁。最大者为教育部聘请的会议指导吴稚晖,时年80岁。可见,会员队伍中年轻人的比重较小。

第三,会员队伍中官员众多,官方势力强大。

在总计215名会员中,代表民间人士的教育部聘请专家仅44人,比例约20%。尽管有高校及中等学校校长或代表出席,但是他们多是由政府直接任命的学校领导。其余会员多是各省市教育厅厅长、局长、政府各相关部门要员或职员。可见,代表民间的会员势力很小。

总之,政府在参会人员资格方面进行了深度干预,这让民间人士对即将开始的审议工作表示担心。其实,随后的会议情形印证了上述顾虑。

二、会议进程:审议工作时间短,会议讨论走过场

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于1945年9月20日开幕,9月26日闭幕,共计7天。会议初期为预备会议和提案审查会,随后共召开5次正式会议。政府有关部门也安排了各种活动。

开幕式与预备会议[3]22-32,[9-10]

9月20日上午9时,会议开幕式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行,由教育部部长暨会议议长朱家骅主持。到会人员约三百余人,包括政府要员、会员和媒体代表等。政府领导相继致词,表达了对会议的关切和期望。

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发言包括教育存在的问题和教育复员工作两个方面。他指出普及教育、增强国际意识、加强科学研究和营造良好学风是当前教育界应重点解决的问题。针对教育复员工作,他强调“教育上的复员并非就是还原”,应肃清奴化教育的影响,沦陷区学校整改和师生甄审等问题不可忽视。

前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回顾了战时教育部的工作情况,随后重点谈及了教育复员问题。他认为学校布局失衡、回迁并非全部搬走等问题应特别注意。战时沦陷区的大量师生无法内迁,并不代表他们已被完全奴化,因为很多人只是迫不得已。故而,在识别沦陷区师生问题上不可一概而论。

与前两人发言不同,其他发言者多是对教育发展的一般性意见,或就某一方面谈自己的看法。如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肯定了教育对抗战做出的贡献,强调会议应特别注重“求真求实精神”和“诚实服务意志”。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则强调“教育复员”不是也不能是“教育复原”,而应使教育发展更“合理化、平衡化”。

总之,各位演讲者均着重探讨了战后教育的复员问题,也普遍认同“教育复员”并非“教育复原”的观点,并就肃清奴化教育影响、甄审沦陷区师生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为会议的正式讨论做了一定铺垫。

开幕式当天下午2时,预备会议开始,由朱家骅主持,143人出席。会议不仅审核通过了议事规则和审查规则等相关规程以及各组审查员名单,而且还确定了会议的正副议长,分别是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教育部政务次长朱经农和西南联合大学常委梅贻琦。[11]

提案审查会议:时间匆忙,内容几乎未改

9月21日全天和22日上午为各组提案审查工作。审查员们就百余条提案进行讨论,任务十分繁重。时间短与提案多导致审查工作仓促。加上审查工作多是在教育部安排的部内职员监管下进行,于是,审查结果多维持原案不变。提案审查共分为五组,第一组和第五组分别进行审查,第二、三、四组合并审查,相关情况如表3所示。

图片 2

第一提案审查组分别由梅贻琦和傅斯年轮流担任主席。该组审查提案共计7件,包括4件教育部提案和3件非教育部提案。从内容看,由于各方出发点不同,观点亦有所差异。教育部提案多从全局出发,在“专科以上学校及研究机关复员”、“国立中等学校复员”、“内迁社会教育机关复员”和“奖励后方七省‘内迁’专科以上学校教员仍在后方继续服务”等方面制定了详细计划。其他三项提案分别为“为迁川大学即将先后复员拟请于四川省境内筹设师范学院、医学院、音乐学院及工业专科学校,以资造就各种专门人才而利建设大业案”;“请迅速迁移西北大学至西安,并充实其设备,以树立西北高等教育基础案”;“请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留昆单独设置并加扩充以适应滇省今后中等学校师资之迫切需要案”。这些提案多从各地区利益出发,督促政府对该地区教育给予政策扶持。[3]44-52审查过程中,一些人员就有关问题偶有论争。如针对划定“全国文化重心若干区”问题,傅斯年指出教育部已经划定“京、沪、平、沈、粤五地为重心,而昆明、兰州、成都、西安四地为四‘次’重心”。萨本栋提出福建也应为次重心。竺可桢指出,“闽籍成绩最佳,而两粤较差。”此番言论引起了广东人潘朝英的不满,并质疑竺氏为何批评广东文化落后。[12]522-523类似辩驳可谓该组审查的插曲,其主旋律是多数提案维持不变,或较为重要的原则部分通过。

第二、三、四提案审查组合并审查,由黄炎培等担任主席。[13]由于内容较多且涉及范围甚广,故而引发一些争论,如对收复区师生甄审问题的讨论。对收复区师生持质疑态度的人士以中央大学教授为代表,他们早在会前便递呈信文。“函请教育部明令解散各敌伪主办之学校,所有教职员一律不准参加教育复员工作,重要职员应予以逮捕。其肄业学生,均须参加严格之甄别试验,俾定去留。”[14]但是,参会人员和大多数提案均主张对收复区师生采取区别对待的考评方式,如“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处理办法案”、“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审办法”、“收复区中等学校教职员甄审办法案”和“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处理法案”等,拟定了详细计划。[3]63-71总之,该组的讨论较为热烈,但是提案基本没有原则性改动。

第五提案审查组讨论了失学青年复学及转学、提高教师待遇和社会教育等相关问题,具体情形与前两者大体相仿。

综上所述,一天半的时间,审查员们讨论了数百件提案,可以说,审查工作是极其仓促的。同时,因为提案审查工作是影响大会讨论的关键一环,各审查组均有教育部派遣的部内人员担任秘书兼审查员。这也是为确保官方提案顺利通过,教育部所采取的一项主要措施。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